制造业竞争力比较研究——基于浙江地区与国内外制造业的分析比较

制造业竞争力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建立MCI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模型量化比较发现，随着劳动力成本等要素制约加剧，浙江制造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近年来大幅弱化。加快实现创造驱动、人才驱动、技术驱动、改革驱动“四轮驱动”，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经济升级版，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浙江经济的重大课题。     

移动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研究

移动电子商务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设备的多样性和移动网络环境的复杂性使得确保移动电子商务交易安全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移动电子商务的交易模式,提出现有移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与安全隐患,最后提出了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     

新机制下新建天然气管道运价和效益分析——《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剖析之二

在新的管输定价管理办法下,对于新成立企业和现有企业来说,同样规模的新建管道项目,管输运价和经济效益明显不同.新管输企业新建管道项目在投产前后分别采用项目评价法和服务成本法定价,现有企业新建管道项目并入在役管道作为一个运营整体核定管输运价.因建设期、达产期、增值税抵扣、运营负荷等因素的影响,新建管道项目评价期的财务内部收益率均无法达到项目基准收益率.新政策将对管道企业的运营带来显著压力,对管道行业的投资将产生明显的导向性.     

美国成品油行业监管模式及运行机制

美国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一套完整的成品油监管体系来规范成品油行业的运行与发展.在介绍美国成品油质量、安全、税收、价格、销售资质、进出口贸易等环节的监管模式及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成品油行业监管值得借鉴的几点启示:1)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2)建立成品油生产流通可追溯体系;3)消费税实行分税制;4)要有严厉的惩罚措施,提高从业者的违法成本;5)建立独立的油品质量检测机构及审查机制.     

移民积分制的全球实践及其启示

移民积分制是一种挑选移民主要是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政策工具,在一些具有移民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目前,实施移民积分制的国家,一类为实施积分制,另一类为实施类积分制,这两类的典型国家分别为加拿大和德国。通过概述加拿大积分制和德国类积分制的实践,深入分析了移民积分制的实施前提、主要特征,剖析了实施移民积分制的优点和不足,继而对实施和调整移民积分制的整体框架进行了反思与归纳。我国当前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迫切需要各类科技人才,必须加快移民积分制的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对实施对象的范围做出严格限定,所制定的积分制要有利于满足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以多种方式来中国发展的需求,并可采取国家、省级两级积分体系。     

房价上升如何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基于两阶段家庭最优消费模型的研究

本文基于一个内含购房决策的两阶段家庭最优消费模型,首次将房价上升对居民消费倾向影响的财富效应、流动性约束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通过推导代表性家庭的购房时间和在租房和自有房两个阶段的最优消费路径并进行数值模拟,我们发现房价上升时租房家庭因推迟购房而增加当期消费,自有房家庭则因住房收益的增加而增加当期消费.基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房价上升总体上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上升.本文最后提出了谨慎抑制房价并通过发展质量优良的公租房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大数据时代医疗保险智能监控挑战及对策研究

我国医保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但医保欺诈问题频发,给医保基金造成了巨大损失.加强大数据的应用,加快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对于防范医保欺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大数据用于防范医保欺诈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于促进大数据在防范医保欺诈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内涵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出口增加值视角*

作为重要的中间品，服务投入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基于出口增加值视角，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并考察了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1）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内涵服务总额处于增长态势，但占比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下降，且大大低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要素投入服务化趋势还没有充分显现；（2）内涵服务占比上升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高，且主要是通过内涵本国服务发挥作用；（3）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中间产品内涵服务和来源于OECD国家的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内涵服务占比较低是“中国制造”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加快国内服务业改革开放和高端服务“引进来”，为制造业向中高端攀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的金融危机经历对其所在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而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中受到明显抑制。拓展的研究表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管理者持有金融资产的动机并不单一，但获利动机更强烈。最后文章还发现，管理者的获利动机和管理者自信可能是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关键作用机制。文章从企业微观层面拓展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并对企业管理者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路径思考

本文在分析比较"平台征信"和"央行征信"模式优劣的基础上,指出央行征信模式是目前快速建立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从制度支撑、现实需求、有益补充和技术保障四个方面分析了将互联网金融征信纳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可行性,提出要在完善互联网金融征信法律法规体系,明确互联网金融征信行业标准的前提下,推动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纳入央行征信系统,建立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的思路。